远古时期的人类为适应所生存的自然条件,熟知昼夜更替和四季变化,限制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他们仅能通过双眼和头脑观察了天上星辰的运行规律,由此确定了时间、制定了天文历法。这个过程至少持续了5000年。从那时起,人类便在不断的实践中,日渐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
苏美尔人的智慧之源
苏美尔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是古巴比伦文明最早的创立者,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在古巴比伦现存的泥板书中,我们找寻到了苏美尔人的智慧星光。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作为人们生活所需的时间计量被提上日程,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制定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历法——太阴历,该历法规定1年为12个月,每月30天。同时他们根据太阳在天空的历程划分为黄道十二宫,以白羊、金牛、摩羯等命名。
苏美尔先贤还对当时已知的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视运动进行了系统观测,他们创造出了“星期”这一时间单位,并给一星期的七天按照这七颗星星的名字命名。这一传统一直沿用至今,古人的成就对我们现代的生活影响依然十分深远。
古希腊人的理性之光
古希腊被誉为科学的发源地,希腊人吸取了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精华,创造了举世夺目的希腊文明,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根据史料记载,最早一位科学家——泰勒斯(Θαλής Thalês),被誉为“科学的鼻祖”,来自于古希腊的米利都,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柏拉图(Πλάτeων)、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όρας)、欧几里得(Ευκλειδης)、阿基米德(Αρχιμήδης)等一大批哲学家、科学家皆出自古希腊。
受到几何学影响的古希腊天文学,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他们的观测显得更加理性化。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将我们之外的世界称作cosmos,即有秩序的宇宙,这种秩序必须从他们所推崇的数及其关系中寻找,宇宙是和谐的、简约的。由此他们完成了人类科学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科学从此由经验上升到理性阶段。
托勒密——这位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著作《天文学大成》中,详细论述了被我们熟知的“地心说”宇宙体系:天空是个球,地球也是球形的,地球静止着处于天空中央,而太阳和其他行星在以地球为球心、半径大小不等的各球壳上绕地球旋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学说是错误的,但是“地心说”是科学史上第一次对宇宙完整定量的系统描述,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正因为后来科技的不断发展,观测手段和仪器的广泛使用,以及人类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才使得我们对地心说不断地提出质疑,不断地修正,最终形成一套正确的科学宇宙观。
古中国人的问天之道
屈原《天问》开篇曾提出八个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这是屈原对于宇宙起源和天体形成的探讨,这也是我国古代有机自然观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就宇宙结构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著名的持续了1300余年的“浑盖之争”。
浑天说和盖天说,在一定程度上颇似西方的地心说和日心说。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日月星辰在天壳上运动;浑天说则认为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地小。当然,两者都有自己的软肋,借助随后发展的浑天仪和中国特有的简仪,在天文观测的角度上浑天仪是占据上风的,但是与我们今天的宇宙结构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为政权和农事服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历代帝王和朝廷的制约,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这不得不被看作是一个悲剧。
远古时期的人类为适应所生存的自然条件,熟知昼夜更替和四季变化,限制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他们仅能通过双眼和头脑观察了天上星辰的运行规律,由此确定了时间、制定了天文历法。这个过程至少持续了5000年。从那时起,人类便在不断的实践中,日渐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
苏美尔人的智慧之源
苏美尔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是古巴比伦文明最早的创立者,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在古巴比伦现存的泥板书中,我们找寻到了苏美尔人的智慧星光。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作为人们生活所需的时间计量被提上日程,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制定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历法——太阴历,该历法规定1年为12个月,每月30天。同时他们根据太阳在天空的历程划分为黄道十二宫,以白羊、金牛、摩羯等命名。
苏美尔先贤还对当时已知的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视运动进行了系统观测,他们创造出了“星期”这一时间单位,并给一星期的七天按照这七颗星星的名字命名。这一传统一直沿用至今,古人的成就对我们现代的生活影响依然十分深远。
古希腊人的理性之光
古希腊被誉为科学的发源地,希腊人吸取了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精华,创造了举世夺目的希腊文明,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根据史料记载,最早一位科学家——泰勒斯(Θαλής Thalês),被誉为“科学的鼻祖”,来自于古希腊的米利都,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柏拉图(Πλάτeων)、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όρας)、欧几里得(Ευκλειδης)、阿基米德(Αρχιμήδης)等一大批哲学家、科学家皆出自古希腊。
受到几何学影响的古希腊天文学,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他们的观测显得更加理性化。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将我们之外的世界称作cosmos,即有秩序的宇宙,这种秩序必须从他们所推崇的数及其关系中寻找,宇宙是和谐的、简约的。由此他们完成了人类科学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科学从此由经验上升到理性阶段。
托勒密——这位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著作《天文学大成》中,详细论述了被我们熟知的“地心说”宇宙体系:天空是个球,地球也是球形的,地球静止着处于天空中央,而太阳和其他行星在以地球为球心、半径大小不等的各球壳上绕地球旋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学说是错误的,但是“地心说”是科学史上第一次对宇宙完整定量的系统描述,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正因为后来科技的不断发展,观测手段和仪器的广泛使用,以及人类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才使得我们对地心说不断地提出质疑,不断地修正,最终形成一套正确的科学宇宙观。
古中国人的问天之道
屈原《天问》开篇曾提出八个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这是屈原对于宇宙起源和天体形成的探讨,这也是我国古代有机自然观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就宇宙结构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著名的持续了1300余年的“浑盖之争”。
浑天说和盖天说,在一定程度上颇似西方的地心说和日心说。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日月星辰在天壳上运动;浑天说则认为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地小。当然,两者都有自己的软肋,借助随后发展的浑天仪和中国特有的简仪,在天文观测的角度上浑天仪是占据上风的,但是与我们今天的宇宙结构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为政权和农事服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历代帝王和朝廷的制约,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这不得不被看作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