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科学普及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科研人员作为科普的信源的问题，这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科研人员要面向政策制定者阐述清楚科学相关的信息，目的是让相关的政策以科学证据为依据，或者说做出基于证据的决策；另一个方面就是科研人员充当媒体报道的信源，因为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这其中不仅涉及到科研人员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承担必要的角色，而且还包括科研人员要积极地通过媒体开展科普工作。

首先，从基于决策科学的视角看，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小罗杰·A·皮尔克认为，科学家在与决策圈进行互动时可以发挥四种角色，也就是“纯科学家”“科学仲裁者”“议题倡导者”或者“政策选择的公正调节者”。这四种角色的立场是不同的，当然所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比如“纯科学家”可能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些基本信息，“科学仲裁者”则为决策者可能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些科学信息，以及为一些问题提供事实性的答案。“议题倡导者”则可能会为某个特定的结果进行争论，以期自己的看法可以影响相应的政策和决策，而“政策选择的公正调节者”除了提供相关的信息之外，他们还会向决策者讲清楚有哪些可资利用的选择。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模型，不过这些科研人员所发挥的角色确实体现了科研人员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常见方式。

其次就是科研人员作为媒体报道的信源的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复杂的，其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与其说科学是知识的积累，倒不如说是识别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技能，正确识别和处理不确定性是良好科学的标志。”然而普通公众以及媒体从业者未必理解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他们对科学向来具有长期持续的兴趣，所以科研人员作为这些人获取信息的信源就变得至关重要。

随着科学对公众生活的影响扩散到了各个方面，人们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有关科学和技术相关的信息，甚至很多人会把新闻媒体当成有关健康话题和健康问题的首要信息来源。所以为了让公众得到及时、恰当和科学的信息，作为信息传播中转站的媒介就必须拥有可靠且可信的科学家群体。换句话说，科学记者需要有科学家作为信源。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科研人员充当科学决策的信源，以及科研人员充当媒体记者并进而为公众提供信息的信源。当然，在科研人员作为媒体信源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文献，尤其是从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的视角加以论述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善二者关系并进而促进良好的科学传播的建议，但是在科学与政策衔接的角度虽然也有研究人员关注这个议题，但是似乎并未将其纳入到更广义的科学传播范畴之内。

贾森·加洛在《将科学转化成政策和立法：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定》一文中就谈到，对证据的分析是实现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必要步骤。而且科学家的建议或者说科学证据是决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过这种参考会与其他因素被一并考虑。同时决策制定者必须要权衡一系列成本，比如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影响等。威尔·J·格兰特也在《科学技术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知识何为？》中分析了科学和政策之间的差距，并且提出了决策制所采用的信息必须有用，也就是说要与他们的问题相关，而且所出台的解决方案产生的效果需要显著、可信和合法。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就需要科研人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科学家转行做了电影导演的兰迪·奥尔森在《别做那样的科学家》一书中提到了“雪莉法则”，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讲出自己的故事，就会有其他人替你讲，而你可能会不满他们的言论，这就给后续的修正或者辟谣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甚至是左右了政策的进程而让自己的研究领域受到影响。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弦理论的领军人物布赖恩·格林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工作吸引了顶尖学生投身弦理论的研究，吸引了资助者提供经费，从其他不太有魅力、不太注重宣传以及不太具有可见性的分支吸引到了人才和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