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时代到19 世纪末，哲学家和实践者对人类思想的本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哲学探索。本文为我们梳理了这一重要历程，启发了我们更多思考。

当前困扰英美哲学家们的许多问题在四个世纪以前就已形成了，而且那些问题就存在于我们如今所知的科学伟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 ）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 ）等创造的智力氛围中。当然，科学有着更早的起源，但正是这些人真正开动了科学发现的引擎。例如，开普勒就设计了一个预测性很强的太阳系模型系统，按照三个优雅简洁的几何定律，表征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同样，伽利略利用几何定理来表征地面物体的运动。他还使用望远镜对天空进行了观测，使他能够发现其他行星有卫星，金星有类似于月球的相位，所有这些都对开普勒的太阳系模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所有这些成就标志着宇宙完全由遵循数学有序运动2 的物质构成的观点，通过确定和评估它们的影响来系统地检验理论的实践方法的优势。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很快就被用来辨别几乎所有自然机制。

当然，这些发展会引起人们对自然哲学早期工作及核心哲学问题相应解答的高度关注。因此，其中许多问题将不得不从新的机械论世界观的框架内重新提出。举一个高度相关的例子，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被迫要问“心灵也是运动中的物质的产物吗？”至少在事情表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似乎表明，有可能在关于心灵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另一方面，肯定的答案也似乎表明，死后没有生命、自由意志或道义上的责任；还表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完全把事情弄错了。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心灵的机械观点似乎带有这些反宗教的含义，所以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让真正的心灵科学得以发展和繁荣。在此期间，对心灵感兴趣的哲学家们将不得不满足于他们自己心灵的“扶手椅”（armchair）考虑。
虽然在这个时期对心灵的研究并没有显著地被科学贯穿，但是哲学家相信，科学研究可以通过一个关于心智如何工作的精确模型而得到明显的认识。哲学家希望具体地辨别我们用来获取知识（科学或其他）的装置（即人类心灵）的操作原则。他们希望这样做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而且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人类智力的影响范围。17 世纪和18 世纪持有这种观点的哲学家传统上被分为两类：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虽然明显地把重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掩盖起来了）。
经验主义者[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普遍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所有想法都源于经验，而且我们对在特定情况下世界上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测是源于对那些相同经验的预期的结果。例如，我的期望是扔一个鸡蛋会导致鸡蛋被打破，根据经验主义者的说法，这可能是由于我倾向于把鸡蛋下落与破碎的鸡蛋联系在一起（根据经验）。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知识都是以这种普遍的方式获得的，所以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认为人类的智力与其他动物的智力没有任何差别。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对经验主义者的极简主义心理学不以为然，他们强调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性，认为这不能仅仅由经验的联系来解释。最重要的是，理性主义者认为正是推理的能力才将人与野兽分开。例如，莱布尼茨认为：“理性当然通常会促使我们期望未来的发现符合我们过去的长期经验。但是当我们最不期待的时候，这可能会使我们失望。这就是为什么最聪明的人不会如此依赖于它，以至于他们不去试着探究事实发生的原因（如果可能的话），以便判断何时有例外情况……这往往提供了一种预见事件发生的方法，这种方法不需要像动物那样体验表象之间的明显联系。”。在莱布尼茨看来，换句话说，动物也许有能力预测某些经验之间的伴随关系（例如，一个掉下的鸡蛋的经验将会伴随着一个破蛋的经验）。然而，与人类不同的是，当规则的例外（即它们没有经历的例外）可能发生时（例如，如果鸡蛋被冷冻或者落入打好的非奶制糕点配料的桶中），它们是无法理解的。
动物不仅不能进行与人类相同的机械推理，而且它们在抽象推理部分显然更加缺乏。例如，考虑具有偶数个侧面的等角闭合平面图形的性质。经过一番思考，你可能会相信，对于这样一个图形的任何一面来说，还有另外一面与之平行，但是显然任何非人类的陆生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理性主义者通常认为这一类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任何愿意花费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人（未受损的）能认识到它们是必要且永远正确的，他们否认有人可以仅仅基于经验联想就能认识到这一事实。作为另一种选择，理性主义者通常认为，某些知识（如数学知识）是固有的，尽管他们对这种先天论的范畴持不同看法，并且难以解释为什么需要理性的实践来“发现”已经知道的东西。
18 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人的心理模型，试图解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问题。他也相信，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用来获得知识的工具（即人的心灵），就可以确定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像理性主义者一样，他对经验主义者的极简主义心理学和他们关于人类智力范围有限的结论是不满意的。康德认为，如果他们的极简主义心理学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不会具有看到一个客体的经验，更不用说看到一个客体经历一段时间的经验。更具体地说，如果我们的心灵在感觉输入的排序中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就会失去对客体的组成和属性（如它们的颜色、形状、位置等）的感觉。例如，我们不是经验一张持续不变的坚实桌子，而是现在在那里看到浅棕色，现在在这里感觉桌子的坚实性，听到敲击的声音，等等。如果没有比原始感官数据更多的体验，世界将会显现为一系列混乱而脱节的感觉。我们也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不用说体验到自己在时间上的持续。借用威廉·詹姆斯的一句话，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团活跃的、嘈杂的混乱”。但是经验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康德得出结论，心灵肯定以某种方式综合了它所接收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从而产生那种我们都熟悉的对客体的一致性体验。
因为康德比经验主义者更重视心智，所以他也认为经验主义者把可能的知识范畴设置得如此严格是错误的。与此同时，他认为智力的范畴远远低于理性主义者常说的，他否认我们存有一些固有的数学观点。
直到19 世纪晚期，真正的心理学科学仍然未出现。虽然有一些重要的先驱们，但哲学家和自封的科学心理学家们继续将内省作为研究心灵的工具，且严重依赖这种工具。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但是一位内省的哲学家—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注意到了一直是争议源泉的人类思维过程的一个特征。布伦塔诺特别指出，心理现象始终是关于某些事情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时，我们会考虑一些事情—比如思考我们的家人、我们希望完成的活动、美味的食物、平行四边形，等等。布伦塔诺借用了经院哲学家的术语，将这种心理现象的特征描述为它们所包含客体的“意向性的内省”（intentionally within themselves）。他还称之为“内容的指称”，所有这些术语在今天仍然被哲学家使用。总而言之，从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时代直到19 世纪末，这一时期对人类思想的本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哲学探索。然而，只有在20 世纪中叶之前和在一些重大错误出现之后，一种真正的心灵科学才出现。本文摘编自《模型与认知：日常生活和科学中的预测与解释》[（美）乔纳森·A·瓦斯肯著；魏刘伟译]一书（2020年1月出版）。

本书以模型与认知为主线，从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中的预测及解释的角度展开讨论，内容涉及大众心理学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有限预测和解释力，认知科学对意向内容的自然化，内在认知模型假设的可能性，表征对框架问题的免疫性，人工智能的框架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均同条件问题、剩余意义问题，以及康德的综合先验知识的正确性等。本书可供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以及相关学科和专业的读者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