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岁月里，他的名字与我国的稀土工业紧密联系。他创立串级萃取理论，并运用于实际生产，这一全新分离方法，使中国单一稀土产量猛增，给中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收益，中国的世界稀土强国地位，就此一举确立。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几十年科研生涯中，他一直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国家的学科发展和重大需求紧密结合，因为祖国的需要，他4次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他就是中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

并不平坦的求学路

1920年，绍兴城徐家的第四个儿子出生，曾就读于政法学院的徐宜况给儿子取名“宪”，与姓、辈合起来，就是“徐光宪”。

宪，是法中最高的。然而，徐光宪的求学之路却并不平坦。

徐光宪十几岁的时候，徐家家道中落，徐光宪在父亲的影响下，抱着想要成为一名工程师的愿望，考入了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不久，抗战爆发，杭州沦陷，杭州高工随之解散。1938年夏天，徐光宪转学至宁波高工，继续艰难的求学之路，吃、住、上课都在一座小寺庙里。1939年，徐光宪又辗转到了上海，晚上做家教谋生，白天到大学听课。为了省钱，他考取了学费最便宜而且有奖学金的上海交通大学。

当时的交通大学一部在法租界的震旦大学教室上课，徐光宪和同学们挤在简陋的教室里解析艰涩的化学方程式，用残留下来的仪器做实验，大家学习的热情格外高涨。在交大的整整4年，徐光宪都是班上的第一名。

大学毕业后，徐光宪以两门功课满分的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量子化学。1951年3月，他凭借论文《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获得博士学位，从入学到获得博士学位，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科学研究要胸怀祖国

摆在年轻的徐光宪面前的是一派锦绣前程，然而，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1951年4月15日，“戈登将军”号轮船汽笛长鸣，徐光宪和妻子高小霞假借华侨归国探亲的名义，冲破阻碍，踏上归国的征程。

回国后，徐光宪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既从事大学教学，也做科学研究。爱国，不仅是他个人崇高的情感，更成为他科学工作的最高准绳。他常说，做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国家的需要，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但是在多年以前，开发利用稀土的生产技术始终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里。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受了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分离镨、钕，纯度要求很高。徐光宪成了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这已是徐光宪第三次改变研究方向了。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15种镧系稀土元素，犹如15个孪生兄弟一样，化学性质非常接近，要将它们一一分离十分困难，镨和钕不仅都属于镧系稀土元素，而且它俩在周期表上是挨着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分离更是难中之难。

但徐光宪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仗”。他建立自主创新的理论，推导出100多个公式，实现了稀土的回流串级萃取。在当时，一般萃取体系的镨钕分离系数只能达到1.4—1.5，而徐光宪从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入手，使镨钕分离系数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达到了4。因此，原来那种耗时长、产量低、分离系数低、无法连续生产的生产工艺被彻底抛弃了。

徐光宪说，把国家宝贵的资源利用得更好，是一种乐趣。在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徐光宪感慨地说：“稀土紧紧连着我和祖国。”

“我比不上我的学生”

除了从事科研外，作为教师，徐光宪常说，讲课比天大。他上课从不迟到。据学生们回忆，徐光宪授课细致认真，一口绍兴味的普通话，耐心细致地推导和解释问题。“我从学生的脸上，看到他们对我的讲课是满意的，就感到很高兴、很幸福。”

就像他做科学研究一样，他的教育教学工作也从来都不“单纯”。

因为意识到逻辑思维训练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他编写的讲义与教材，都特别注重习题练习与训练，课前5分钟的习题测验，是他上课的特色。他希望学生做完习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而且他的课程一般都是与科研需要结合起来的，在教学中引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研究领域所需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及时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上过或者没上过徐光宪课的同学，都受到了徐光宪知识与人格的双重教诲。20年前，现任北大化学学院教授的许振华曾经请徐光宪审阅过一篇论文，徐光宪把他相应的参考文献也要了过去，边读文献边修改，对于英文摘要，还帮许振华打印了出来。徐光宪说：“你自己没有打字机，实验室也没有，我给你打出来了。”

徐光宪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说：“北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我获奖的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 我一生在科研上3次转向，在4个方向上开展研究。在这4个方向上，我的学生已大大超过了我，我比不上他们。这是真心实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