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积民在查看果树生长情况 李一博摄
宁夏固原云雾山区,绿意盎然。
64岁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简称水土保持研究所)教授程积民将手轻轻从草丛中拂过,就像抚摸孩子的头发。
这里曾经“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耕种山梁峁,刮风浮土跑”。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贫穷就像《西游记》中妖精手里的“捆仙锁”,人们越想挣脱,就越被它紧紧束缚。
程积民用40年的坚守,解决了黄土高原林草地建设分区、退化草地恢复等关键理论与技术难题。他主持的研究成果在宁夏、陕西、甘肃示范推广,创造了5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带动30余万贫困户脱贫。
今天的云雾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贫困的帽子和恶劣的生态,逐渐消失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初心:把青春献给需要我的地方
40年前,云雾山区并不像名字那般美好。那时,程积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位于陕西杨陵的水土保持研究所,像家人期望的一样,有了份体面的工作。1979年夏,参加工作不久的程积民随所里的老师到云雾山考察。一天,科考组在野外吃晚饭时,突然狂风大作、黄沙漫天,等大家拿开遮挡双目的手一看,带来的馒头和咸菜已覆盖了层黄土。
那顿“沙土饭”,改变了程积民的人生选择,激起了他改变黄土地贫瘠状况的强烈愿望。
走村入户时,程积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日上三竿,不少群众还都躺在炕上,少有人出门。
“一问才知道,原来农户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种情况当时在云雾山区比较普遍。”程积民说。看到当地群众望天喝水、孩子上不起学、没有医疗保障的状况,他心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痛楚。
生态环境恶劣使当地土地贫瘠,土地贫瘠又让农民广种薄收,家无余粮令群众加大开荒和放牧面积,开荒和放牧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困,仿佛是云雾山区祖祖辈辈逃脱不了的“诅咒”。
“我无法忘记,即便家里可能都没有隔夜粮了,当地群众见到我们时,有一个饼还要分半个给我们吃。”看到老乡们的热情和淳朴,同样出身于农村的程积民悄悄抹起了眼泪。
“为什么这里不能像我上学时去过的南方一样风景秀丽、山清水秀?我一定要在这里开展研究工作,改造这里的荒山秃岭。”程积民说。
他和导师邹厚远商量后决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申请,在云雾山区设立一个观测点,长期观测并试验恢复黄土高原上的植被,通过改变当地植被和小气候,带动当地脱贫。
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同时在宁夏的科学技术大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从此,程积民将他的心留在了固原。
扎根:将科学论文写在黄土高原
从公元7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黄土高原有记载的大旱灾就达236次。这里的生态之苦在上世纪几乎达到了顶点。
如何恢复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全世界的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黄土高原生态不可逆,一经退化就很难再恢复;还有人偏要在裸露的黄土上造林,死一批、再种一批,再死,再种……程积民没有受限于这些做法和观点,而是希望从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找到答案。
在年降雨量只有430毫米的黄土高原核心区,种什么?怎么种?程积民的科学试验和推广首先要面对的是世俗观念。
程积民在观测点附近找到了一个山头,尝试使用“封山”的方法进行对比试验观测。很快,他发现没有任何人工活动的地区,草的密度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倍。有了3年左右的数据,程积民团队决定向当地政府申请,扩大封山面积。
封山禁牧,这个话题对于祖祖辈辈在山上放牧、人口占当地总数一半的回族群众来说,乍听起来无异于“灭顶之灾”。
“怎么能放任这样一个人胡闹?”不少人提出了质疑。
常年在保护区工作的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村民杨启来说:“当时好多干部群众都在骂我,说我胳膊肘朝外拐。我作为本地人都这样被人抱怨,程老师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程积民想去村民家解释自己的工作,却常吃闭门羹。为表示抗议,村民们甚至偷盗程积民放在山上的仪表和仪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日本同行来云雾山考察后诚恳地告诫程积民,想要在这里恢复生态无异于天方夜谭……不过这些“内忧外患”、冷嘲热讽,都没能将这个脸上写满坚毅的人击倒。
程积民说:“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挑战与磨难。”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1982年,观测点升级为保护区,程积民团队逐渐扩大自己的试验区面积。为让老百姓接受自己的试验方法,程积民挨家挨户地频繁登门造访,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次、四次。
“慢慢地,有老百姓开门让我进屋了。再后来,村民给我们泡茶了、甚至做饭了,他们逐渐开始接受我们了。”当群众的观念开始转变的时候,程积民开始谋划改变当地长期以来自然放牧的生产模式。
针对当地每年降水较集中、容易造成土壤流失的情况,程积民对植被覆盖度低于30%的山头采用灌草立体配置技术,就像南方的茶园一样,用一条条柠条带给山系“围脖”,梯次减缓暴雨中地表径流的流速,防止水土流失;对植被覆盖度高于30%的山头,保护区采用自然封禁的方式恢复植被。
如今保护区水土流失面积由每年每平方公里的5000多立方米,减少到现在不到1000立方米。保护区的面积也从最初的3.5万亩,扩大到20万亩,由他创造的灌草立体配置新技术,推广到黄土高原100多万亩土地上。
“科学家就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程积民说,“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动力,农业科学家的论文就应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程积民在查看果树生长情况 李一博摄
宁夏固原云雾山区,绿意盎然。
64岁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简称水土保持研究所)教授程积民将手轻轻从草丛中拂过,就像抚摸孩子的头发。
这里曾经“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耕种山梁峁,刮风浮土跑”。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贫穷就像《西游记》中妖精手里的“捆仙锁”,人们越想挣脱,就越被它紧紧束缚。
程积民用40年的坚守,解决了黄土高原林草地建设分区、退化草地恢复等关键理论与技术难题。他主持的研究成果在宁夏、陕西、甘肃示范推广,创造了5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带动30余万贫困户脱贫。
今天的云雾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贫困的帽子和恶劣的生态,逐渐消失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初心:把青春献给需要我的地方
40年前,云雾山区并不像名字那般美好。那时,程积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位于陕西杨陵的水土保持研究所,像家人期望的一样,有了份体面的工作。1979年夏,参加工作不久的程积民随所里的老师到云雾山考察。一天,科考组在野外吃晚饭时,突然狂风大作、黄沙漫天,等大家拿开遮挡双目的手一看,带来的馒头和咸菜已覆盖了层黄土。
那顿“沙土饭”,改变了程积民的人生选择,激起了他改变黄土地贫瘠状况的强烈愿望。
走村入户时,程积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日上三竿,不少群众还都躺在炕上,少有人出门。
“一问才知道,原来农户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种情况当时在云雾山区比较普遍。”程积民说。看到当地群众望天喝水、孩子上不起学、没有医疗保障的状况,他心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痛楚。
生态环境恶劣使当地土地贫瘠,土地贫瘠又让农民广种薄收,家无余粮令群众加大开荒和放牧面积,开荒和放牧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困,仿佛是云雾山区祖祖辈辈逃脱不了的“诅咒”。
“我无法忘记,即便家里可能都没有隔夜粮了,当地群众见到我们时,有一个饼还要分半个给我们吃。”看到老乡们的热情和淳朴,同样出身于农村的程积民悄悄抹起了眼泪。
“为什么这里不能像我上学时去过的南方一样风景秀丽、山清水秀?我一定要在这里开展研究工作,改造这里的荒山秃岭。”程积民说。
他和导师邹厚远商量后决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申请,在云雾山区设立一个观测点,长期观测并试验恢复黄土高原上的植被,通过改变当地植被和小气候,带动当地脱贫。
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同时在宁夏的科学技术大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从此,程积民将他的心留在了固原。
扎根:将科学论文写在黄土高原
从公元7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黄土高原有记载的大旱灾就达236次。这里的生态之苦在上世纪几乎达到了顶点。
如何恢复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全世界的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黄土高原生态不可逆,一经退化就很难再恢复;还有人偏要在裸露的黄土上造林,死一批、再种一批,再死,再种……程积民没有受限于这些做法和观点,而是希望从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找到答案。
在年降雨量只有430毫米的黄土高原核心区,种什么?怎么种?程积民的科学试验和推广首先要面对的是世俗观念。
程积民在观测点附近找到了一个山头,尝试使用“封山”的方法进行对比试验观测。很快,他发现没有任何人工活动的地区,草的密度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倍。有了3年左右的数据,程积民团队决定向当地政府申请,扩大封山面积。
封山禁牧,这个话题对于祖祖辈辈在山上放牧、人口占当地总数一半的回族群众来说,乍听起来无异于“灭顶之灾”。
“怎么能放任这样一个人胡闹?”不少人提出了质疑。
常年在保护区工作的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村民杨启来说:“当时好多干部群众都在骂我,说我胳膊肘朝外拐。我作为本地人都这样被人抱怨,程老师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程积民想去村民家解释自己的工作,却常吃闭门羹。为表示抗议,村民们甚至偷盗程积民放在山上的仪表和仪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日本同行来云雾山考察后诚恳地告诫程积民,想要在这里恢复生态无异于天方夜谭……不过这些“内忧外患”、冷嘲热讽,都没能将这个脸上写满坚毅的人击倒。
程积民说:“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挑战与磨难。”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1982年,观测点升级为保护区,程积民团队逐渐扩大自己的试验区面积。为让老百姓接受自己的试验方法,程积民挨家挨户地频繁登门造访,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次、四次。
“慢慢地,有老百姓开门让我进屋了。再后来,村民给我们泡茶了、甚至做饭了,他们逐渐开始接受我们了。”当群众的观念开始转变的时候,程积民开始谋划改变当地长期以来自然放牧的生产模式。
针对当地每年降水较集中、容易造成土壤流失的情况,程积民对植被覆盖度低于30%的山头采用灌草立体配置技术,就像南方的茶园一样,用一条条柠条带给山系“围脖”,梯次减缓暴雨中地表径流的流速,防止水土流失;对植被覆盖度高于30%的山头,保护区采用自然封禁的方式恢复植被。
如今保护区水土流失面积由每年每平方公里的5000多立方米,减少到现在不到1000立方米。保护区的面积也从最初的3.5万亩,扩大到20万亩,由他创造的灌草立体配置新技术,推广到黄土高原100多万亩土地上。
“科学家就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程积民说,“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动力,农业科学家的论文就应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