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院士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在我国的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开创、规划领导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研究，是我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程开甲：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这是关于创新和人才的重要论断。

在我近百岁的人生里，走过了70多年的科研创新路，因此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很有感触。我体会到，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创新的实践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才能实现梦想。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不破的真理。

1937年，程开甲毕业于浙江嘉兴秀州中学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有幸受到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们的教诲，在王淦昌、束星北的物理讨论课（学术前沿研究报告会）上，王先生经常介绍国际上新的发现和研究，也会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展开争论。这让我受益匪浅，激励我用独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做创新的研究。三年级时，就读物理系的我听了数学系陈建功的函数论课，就攻克了被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后来，我又独立完成了几篇全新的研究论文。这些都得益于大师们创新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培养。日后面对研究工作、面对国家任务、面对人才培养时，我也总能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来面对，解决一个个的难题。

程开甲（中）在南京大学

1947年，程开甲（后排左1）与导师M.玻恩教授（前排右1）在一起

1962年夏，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有了重大进展，将面临试验问题。当时，我担任九所副所长，奉命准备原子弹的靶场试验。那时，我们对核试验理论和技术的认知是一片空白，仅有的建议是采用空爆方式。我分析研究了实际情况，打破框框否决了建议，提出原子弹试验应先做地面爆炸，以后再做空中爆炸试验。得到批准后，我主持制定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提出并组织了与全国数以百计的科研院所、学校工厂的大协作，完成了96个研究课题和各种型号的试验设备；设计了百米高塔的爆炸方案；提出了力学、光学、放射化学3种手段为主的联合定爆炸威力的方法。随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我们也获得了大量数据。

1966年，程开甲（左1）在核试验现场

1963年，在遏制中国核能力的《部分核禁试条约》签订的形势下、我国全面准备首次核爆炸试验的同时，我认识到地下核试验方式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和优点，就坚持排除干扰、坚持推进尽快开展地下方式的核试验，同时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地下核试验的尽早进行，也使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

1981年，程开甲（站立者）与同事研究工作

核试验是一项高难度、综合性大规模国家级试验工程。在我国准备核试验的初期首先要建设一支队伍，我们一开始就突破了仅完成爆炸任务的约束，前瞻性地确定了九所需要的学科和技术力量配置，在上级首长和机关的有力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具有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试验安全、地质学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且专业配套的研究所，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核爆炸理论和核试验技术体系。我们以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科研人员和参试人员不要只做锦上添花的事，要提高科研水平去攻关，最后圆满完成核试验任务。

通过创新性的科研和试验，九所为核试验事业培养出了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高水平核试验人才队伍。我们独立研究、技术创新，能作长远打算，能早发现问题、早提出问题，做到早解决问题。几十年来，九所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先后成长了10位院士。

晚年的程开甲在认真查阅科研资料

长期的科研经历让我对创新、人才的认识更加深刻，尤其是在完成国家科研试验任务作出贡献，向党中央、向祖国交出满意的答卷时。现在，我国的国防力量快速发展，要实现国防科技的战略目标，必须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创新自信，进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多一些像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大家那样的人才，像他们那样掌握世界前沿技术，像他们那样具有原创能力，而人才也是在不断创新中培养出来的。

程开甲在母校吴江盛泽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