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患者而言，我就是他们的眼！”这是杨培增常说的一句话。杨培增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现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眼科学市级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在他从医的几十年中，帮助了无数病人重见光明，也见证了人间的真情与大爱。

重庆市眼科学市级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主任杨培增

“弃文从医”选择做一名好医生 30多年只追“一只羊”

杨培增出生于河南濮阳，自幼喜爱文学，早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1975年，高中毕业的杨培增成了河南省濮阳县西郭村卫生所的一名编外赤脚医生，每天既要下地劳动，又要随叫随到，为群众看病。

高考恢复后，考虑到有一定的医学基础，杨培增报考了医学院校。他常调侃自己说：“很多人是弃医从文，而我是弃文从医。”

杨培增进入医学领域，一干就是40多年，这期间他独立完成葡萄膜炎专著就有400余万字，独立完成了一部800多页的大型英文专著，主编眼科学五年制规划教材和其他专著500多万字，发表的论文加起来数百万字。他说：“这也算是从另一方面弥补了我的作家梦吧。”

杨培增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一种常见致盲眼病——葡萄膜炎。他常说，30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只追“一只羊”，这只“羊”就是葡萄膜炎。“既然选择了做医生，就要沉下心来，做一名踏踏实实的好医生。”

在医术上“求精” 在治学上“求严”

杨培增带领团队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病源库和葡萄膜炎患者标本库，为进一步探讨葡萄膜炎的免疫和遗传发病机制提供了宝贵资源，并建立起国际上单一机构患者数量最多、来源最广的葡萄膜炎诊治及研究中心。

在临床研究方面，杨培增发现与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制定了系列个体化、简单化、科学化治疗方案，摒弃了传统治疗中抗生素的滥用和误用，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应用，使抗生素使用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95%以上降至目前的30%以下，显著提高了治愈率，并为病人节省了大量的费用。

在科学研究方面，他带领的团队发现了葡萄膜炎的免疫、遗传学机制，在国际著名SCI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亚太眼内炎症学会前任主席Ohno教授称赞他的团队正在领导着国际葡萄膜炎和眼内炎症研究。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和6项省部级一等奖、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等。

除了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他治学严谨，容不得一点马虎，近乎“严苛”地教导学生。正是这样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培养出100多名优秀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们大多成为我国葡萄膜炎诊断治疗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用生命为患者治病 我就是你的眼！

杨培增平均每年诊治的葡萄膜炎患者达1.2万余人次，这些患者有国内的，也有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顽固性葡萄膜炎患者。

杨培增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医者仁心”，同时也在诊疗过程中感悟到生命之重、生命之美。

有一次，杨培增接诊了一位来自陕西的女性患者，她患的是强直性脊椎炎伴发的葡萄膜炎，当时已怀孕6个月，她辗转千里慕名来到重庆找杨培增诊治。

根据患者当时的检查情况，杨培增建议给患者短期使用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局部使用激素点眼剂和扩瞳剂，并反复给患者及其家人解释，使用小剂量激素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但患者请求他不要使用激素，她宁愿自己眼睛受到损害也不愿使胎儿受到影响。

那一刻，杨培增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也更让他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使命感。

杨培增认为，医生治疗疾病有4个层次，用药物、手术刀和器械为患者治疗，用脑子为患者治病，用心为患者治疗，用生命为患者治病。“我的生命已经不单纯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千千万万的病人，能够看到患者重见光明是我最开心的事，对于患者而言，我就是你的眼！”杨培增说。